| 狠啊！”
而我到美国的那一天才是我真正扮演“中国人”这个角色的第一天，因为当别人问我从哪来的时候，我的回答不再是榕湖小学，二附中，或是桂林，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人生的这一新的阶段里，我在我的同伴面前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时时刻刻盼望着祖国的富强，每天都关注着来自祖国的喜讯或噩耗。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有人会因为他对中国的评价好坏来对我的个人形象进行加分减分。这也促使我在高中时做了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特别是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所独有的凝聚力和自我解释力。那些我自己思考出来的结论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估计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有详细的研究讨论，但那种因为环境所引发的独立思考是我一辈子都很珍惜的经历。
与此同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对比着与祖国的不同，也无时无刻地注意自己的形象，而不为中国人丢脸。在高中和大学里，我先后与白人女孩，黑人女孩，拉丁女孩，中国女孩，菲律宾女孩跳舞、互换电话，约会、接吻，也交到了很多和自己有很大文化差异的好朋友，其中很要好的有：立志成为大脑外科医生的伊朗Baha'i 教宗教难民Sattar Khoshkhoo （高中挚友），想做美国总统的英国新教基督徒Clive Parkinson （大学室友），街头艺人Blaze （Berkeley 的忘年之交），现在在泰国传教的犹他州摩门教徒 Reiley Ewing （校排球队队友），约旦日本意大利裔采花大盗Ziad Shahin （高中学术十项全能队队友），来自洛杉矶黑帮区但出口成章且词藻华丽的黑人Thurman Reed （大学楼友），还有高中时因为穷贩卖大麻差点被刀砍，现在改行了在投资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做企业融资的韩国裔巴西籍天才Cesar Lee （大学同班同学和礼拜六晚上一起喝啤酒打牌的好兄弟，我能喝酒但不嗜酒不抽烟不吸毒），还有很多很多。
这些迥然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现在的我已不再自恋，不再为过去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渐渐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不仅仅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山，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事，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可比性，人比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愚蠢的。自己努力干好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些人和事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走向形成了更成熟的视野。
美国的文化就是她没有一个单一的文化，这就是美国的美。
三年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和一个高中的好朋友Ziad Shahin 一起回国，也是我第一次回国。当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大餐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从美国回来的宁湖。特别是有Ziad的陪同，我很多时间还得说英语(Q吧)，据说我的很多行为举止都变得很西方化了。而我从美国回来反观中国社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很多我以前发觉不到的丑陋现象或是珍贵瞬间变得那么刺眼，那么显而易见。很多海龟都不愿同胞叫自己美国人，但当我的朋友这样拿我开玩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反感。因为我对两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都已经有了真挚的热爱和了解。
2007年11月13日我写下了这篇日志，题为《双重爱国情操》：
有没有人在美国待了几年后陶冶了双重爱国情操？
不管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是The Star-Spangled Banner，你听到时都会热血澎湃。你在中国朋友面前会为美国辩解，而在美国朋友面前会为中国辩解。你对华夏五千年的兴衰略知一二，也对美国231年的历史稍有研究。你既喜欢牛奶面包奶酪，又喜欢包子饺子粽子；既喜欢听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又喜欢The Eagles的 Hote | 
